陳中華:最高司法機關應當啟動,張扣扣殺人案復查程序

     發布時間:2019-04-12 09:34:22
 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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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2019年4月11日),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公開開庭審理上訴人張扣扣故意殺人、故意毀壞財物一案。張扣扣當庭稱我是為我媽報仇不是報復社會,也不是因為沒有錢才投案自首的,認為沒有給社會造成恐慌。”經過10小時庭審后,陜西高院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故意毀損財物罪判處張扣扣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我認為:司法機關應當將張扣扣案置于天理國法人情之中綜合考量,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司法機關不僅要關注案件本身的事實,還要注意分析案件發生的深層原因。給張扣扣一個生的機會,震攝的將是所有作惡的強勢,維護的是希望與公平,社會會向良性方面發展。一個法律案件的審判,表面上與每位公民無關,然而現實反映的卻是每一位公民攤上張扣扣事件后應吸取的教訓,并矗立起一盞象征出路的法律明燈。司法機關應當對張扣扣從輕處罰,理由如下:

  1,張扣扣是在殺母兇手得不到法律相應制裁和其父多次上訪無果的情況下才去殺兇手的。

  2,張扣扣沒有濫殺無辜,且投案自首。

  3,張扣扣在兒童期(13歲)時經歷的重大生活事件即其母被殺害與其所具有的偏執性人格障礙在法律關系上存在著因果關系。張扣扣家屬找了國內三個比較權威的精神病法醫專家做了一個論證。論證的結論是,張扣扣有急性應激障礙,作案時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

  據公開報道,“張扣扣殺人案”二審開庭前,圍繞此案是否要啟動精神病鑒定的爭議很大,張扣扣的家人和辯護人已申請對張扣扣進行精神病鑒定,以確定他在13歲時經歷的母親被打死一事是否對他作案時的刑事責任能力有影響,但法院對張扣扣的家人及辯護人的請求不予準許。我認為張扣扣有沒有精神病?這個法律人說了不算,只有醫學專家才有發言權。司法機關應滿足張扣扣的家人和辯護人的申請,這樣對各方都能有交代。不管從法律效果還是社會效果來考慮,這都是利要遠遠大于弊的選項。

  故意殺人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說明法律也是有情的;同是故意殺犯,根據情況可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張扣扣從輕處罰,才能使權貴們不敢胡作非為,才能震懾那些有錢有權有勢的犯罪分子不敢肆無忌憚的胡作非為,才能體現司法的公平正義。當個體無法得到法律的公平,自然法則,就是最后的正義。

  既然法律無法保護我,我何不自己來?這就是全世人的心理。張扣扣殺人無非就是如此。這不僅僅是大家討論的法律問題,也不僅僅是以暴制暴的社會問題,還包含人性善惡問題,以及何為正義、如何維護正義的思辨問題。比如,我們可以因為外族入侵而合法殺人,那是為了正義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壯舉。而同胞殺人卻不能得到懲罰,受害者就不能用同樣的暴力拿回正義?捫心自問,如果是我,也許我也會視生死不顧,選擇用自己的方式拿回屬于我的正義。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非要斬殺張扣扣,后果十分嚴重,將會造成無數濫殺無辜的同類案件發生。殺一個,死,何不殺十人,百人?逼張扣扣變楊佳胡文海。司法不公,違法在先。司法失職,不能解決問題在后。張扣扣不過是啟動了“自然正義”模式。何罪之有?即便是有罪,絕對罪不該死!法的公平,比法的嚴峻,更有社會約束力。

  司法應該有一只善聽的耳朵,傾聽民意,在法律提供的自由斟酌幅度內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合理民意應該尊重,公正司法才能真正實現。司法領域的民意,具有追求公平正義的目的性這一首要特征。基于司法是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認識,民意對司法的關注,往往體現在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上,包含著社會大眾對司法公正與效率的期望。司法的本質在于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反映的正是民意的目的,因此,從應然狀態而言,民意的目的正是司法所追求的結果,二者應該是統一的。

  民意的表達是對司法的有力監督,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監督是一種約束,它可以制約被監督者濫用權力,保證監督者目的的實現。由于司法實現公平正義的本質與民意的目的一致,這使得民意監督司法成為必需。民意也只有對司法進行監督,才知道司法是否實現了其目的。司法過程是一個適用法律的過程,通過立法表達的民意能否在司法中得到實現,這是廣大民眾關心的問題。當司法的各項活動置于民意的監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公開審判過程,最為詳盡地公開裁判理由,最大范圍地公布法律文書,使整個司法活動公開化、透明化,司法過程中的不公就會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司法也必然會朝著體現民意的公平正義道路前行。

  雖然張扣扣殺了三人,但是,我完全不覺得他對社會有威脅,相反,對社會有威脅的倒是被他殺掉的那幾個仗勢欺人的人。在我看來,張扣扣是個集忠孝仁義為一身的悲劇性人物,報名參軍是為忠,為母報仇是為孝,不殺無辜是為仁,投案自首是為義。對于這個漢子,當他需要法律時,法律轉身離去;當他拿起刀報仇時,法律又回來了。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請刀下留人”。

  司法公正是離不開民意參與的,司法審判更不能違背人之常情,獨立審判與尊重民意并不矛盾,長期以來,在一些熱點公共案件中,總有某些聲音指責“輿論綁架司法”、“民意破壞法治”,甚至個別司法人員表示“不親自看完案卷,就評論判決的是非對錯,就是耍流氓”。 強調審判獨立是對的,但試圖以“專業的借口”堵上悠悠眾口,卻是對民意的漠視。任何判決都不應刻意逃避民意的議論,無菌室的司法是無法贏得公信的,要尊重人民群眾的樸素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訴求、將個案的審判置于天理、國法、人情之中綜合考量。

  也許有人會認為放了張扣扣,會造成復仇泛濫,弄得人同獸類,國將不國。我認為懲殺張扣扣,社會才真的會亂套了,權貴們會更加目無黨紀國法肆無忌憚地欺壓百姓,導致官逼民反,黨失政權國家混亂。由國家公權力,取代個人對他人的生殺予奪之權,這是人類發展、文明社會的必須。但是,法律本身也是一種報復制度,只不過換了主體,是建立在大多數人的利益上。人類的復仇愿望是很難消除的,私仇叢生,正是因為法律缺失,壞人得不到有效懲罰,正義得不到伸張所致。僅僅有法可依是不夠的,真正能做到有法必依這才行。要讓原始的私力救濟絕跡的,不是司法限制而是司法公正程度。

  我知道;復仇必然無止境,就看誰是最后的強者,但只信強者顯然不是我們的追求;我們應該追問是誰制造了復仇的土壤,暴民并非天生,要從根上解決才能避免。最理想的當然是大家都有法治的自覺,而法治始終也能確保每一個個案的公平正義,否則靠機械司法則問題無解。如果我們真心吸取了同態復仇惡性循環的教訓,真正領會了以暴制暴則暴不止的本質,我們就應該更加謙卑更加謹慎地利用好手中的司法權力,不容許存在任何的勾兌交易,只有盡量實現每一起個案的正義,法治信仰才能自然地建構起來,公眾才會自覺訴諸于法律,而不是嚴重到同態復仇的這種私力救濟方式。只有法治思維成為每一個個體的自覺,尤其司法者的自覺,法治治理體系才能最終建立起來,我們的法治社會才能得以維系。

  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我看來,這其中“執法必嚴”是最重要的,因為古人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執法的公平性是最重要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能他偷個自行車,拘留十天,我偷個自行車,就判我五年,這不公平。所以,張扣扣一案的重點就在于:當年對王家人的判罰,是否公平?如果王家人當年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按照當時的法律,已經給予了足夠的量刑,那么這個案子就結了,張扣扣沒有復仇的理由,他今天的行為,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殺人犯行徑,他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但是——我要說但是了,如果22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那個秋天,王家人依靠自己的勢力擺平了司法,根本沒有受到相應的懲罰,那么張扣扣今天的行為,就充滿了正義感:他是在替司法說話,他是在完成當年法律沒有完成的事情。他隱忍了二十多年,以自己的行為告訴了世人,什么叫“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你們殺了我的母親,那么不管過去多少年,你們都要受到相應的懲罰,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公平。如果連這個公平都達不到,那么我們每個人的母親,都可以被隨便濫殺。所以,如果當年的判罰不公,那么不僅是王家三人,還有當年參與辦案的人,那些徇私枉法的人,他們都該死。

  不讓愛母親何以愛黨國,山東于歡辱母殺人案已經終結,但留給社會的反思遠沒有結束。我們一直宣傳祖國是“母親”,要求老百姓愛國,保家衛國。可是一個男人連自個家園都保衛不了,如何衛國?如果連自己親生母親都保護不了,何談保護國家這個“母親”?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同情,更沒有無緣無故的點贊。張扣扣的行為也無疑不是無緣無故的。如果沒有有權有勢的王家人的欺凌,如果不是張母被王家人打死,如果22年前殺張母的兇手能得到法律的應有嚴懲,張扣扣會復仇嗎?能有22年后的這場慘案嗎?

  其實,正是當年法律的缺失才導致了張扣扣今天的出手殺人;正是法治不公,張扣扣才自己尋找公平;正是法律沒有為張扣扣的母親伸張正義,才致使張扣扣拿刀自己替母伸張正義——雖法律已死,但兒子尚在!司法腐敗和法治缺失的欠賬終歸要還。發生在陜西漢中的慘案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漢中避免,沒準就會在其他地方發生。法治不明則復仇興這是千古不變的規律,但愿我們能引以為戒,不再有這樣的悲劇發生!

  人生在世,有兩大仇不可不報: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就是一條狗,你踩了它,它還要跳起來咬你,何況一個人?如果我們這一點都做不到,那就連狗都不如。張扣扣的行為,充滿了綠林氣息,他求的是一種江湖武俠式的“公平”,就像郭靖拿著劍對郭芙說:“你伸出右臂來,你斬斷人家一臂,我也要斬斷你一臂。”欠債還錢,殺人償命——這種公平,本來是應該由法治來給張扣扣的。

  但現實,逼著他走出了這武俠的一步。相信很少人會有這種體驗:在十來歲時,親眼看著母親被活活打死,而且兇手還得不到法律相應的懲處,這種仇恨,恐怕就算過上十輩子也無法消弭。但張扣扣背負著這樣的仇恨,還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線,他不殺一個女人和孩子及無關人員。他說:與你們無關,我只殺他們。只懲罰該死之人。如果當年的司法不公,那么,張扣扣的行為就是公正的司法程序。撇開這個案子,從網絡和媒體披露的問題,以及耳聞目睹的現實看,司法界的貪婪和腐敗觸目驚心,從民事到刑事很難有十分干凈的地方,而且還要自欺欺人一再麻醉正在越來越好。當人心都思佐羅的時候,法律成了屁,司法成了笑話,不正本清源光靠刪貼禁言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知道;復仇必然無止境,就看誰是最后的強者,但只信強者顯然不是我們的追求;我們應該追問是誰制造了復仇的土壤,暴民并非天生,要從根上解決才能避免。最理想的當然是大家都有法治的自覺,而法治始終也能確保每一個個案的公平正義,否則靠機械司法則問題無解。如果我們真心吸取了同態復仇惡性循環的教訓,真正領會了以暴制暴則暴不止的本質,我們就應該更加謙卑更加謹慎地利用好手中的司法權力,不容許存在任何的勾兌交易,只有盡量實現每一起個案的正義,法治信仰才能自然地建構起來,公眾才會自覺訴諸于法律,而不是嚴重到同態復仇的這種私力救濟方式。只有法治思維成為每一個個體的自覺,尤其司法者的自覺,法治治理體系才能最終建立起來,我們的法治社會才能得以維系。

  如何對張扣扣處罰,是關乎黨國存亡的,若判張扣扣有罪,肯定不得民心,司法就象一個風向標,它會引導著社會風氣向好的或壞的方向發展。健康的司法是懲惡揚善,引導社會風氣向好的方向發展;司法結果是懲善揚惡,它將引導社會風氣向壞的方向發展。司法沒有公平正義是導致社會道德墮落,社會風氣惡化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法律是任何社會必須具備的一個底線,并且往往是窮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護。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窮者、弱者怎么來保護自己呢?如果他們相信法律儼然成為了富者和強者的工具,那么他們要做些什么來保護自己呢?暴力就是這樣產生的。很顯然,當法律失去保護弱者的作用時,憤怒就會泛濫,而憤怒會進一步削弱法律的價值。這種惡性循環的情況非常讓人擔憂。長此以往,一個“恨”字就會越來越凸顯,就會失去社會的穩定乃至安全。好的法律應該提供的不只是程序正義,它應該既強有力又公平;應該有助于界定公眾利益并致力于達到實體正義。

  絕不能孤立地看待張扣扣案。如果孤立地看,他連殺三人,當然極其血腥暴力,活該槍斃。血親復仇也絕對不是暴力殺人的理由。但張母被害案的判決是否伸張了正義,王家的權勢是否影響了司法判決,王正軍是否頂罪,這才是張扣扣案的原點。道理很簡單。現代社會禁止血親復仇,就是要用法律代替家人主持公道、伸張正義。所以,法律必須確保自己是公正的。否則,禁止血親復仇就變得毫無意義。司法若然不彰,就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說的“法不治時代”,民眾就有理由索回自然法的復仇之權。

  實施自然正義時就不可能精確計算,要么實施過度要么實施不足,無論過度還是不足,都會毫厘不差轉化為高昂的社會成本。張扣扣就沒有精心計算,仇家只殺了他媽一人,他卻一氣之下宰了父子三,這就叫自然正義實施過度的巨大社會成本。但這能怪張扣扣嗎?不能,因為有限理性也是人性,其本身也是自然正義的組成部分。正因為如此,為了降低自然正義的社會成本,就需要一個能夠精確計算正義的公共法官,這個公共法官就叫國家。如果國家這個公共法官從不缺席,張扣扣還會過度釀造手刃父子三的社會成本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鑒于審理原案的南鄭縣法院判決書有多處疑點,判決書中列舉的七名重要證人中,王富軍被張福如、張麗波指為真實兇手,而楊桂英被爆料實為王氏兄弟之母,其可信度實在值得質疑。當年原案的疑點既然引起輿論嘩然,國家的最高司法機關應當啟動復查程序,排查是否有司法不彰現象。事關司法正義,事關世道人心,復查必須啟動,復查必須嚴格,絕不能敷衍了事。

  如果事實證明,張母被害案的審理完全合乎正義,未滿18歲的王正軍就是兇手,張姐張麗波、張父張福如的指控毫無根據,那張扣扣就是一個偏執的、被仇恨沖昏腦袋的殺人兇手,當然應該由法律實施最嚴厲的懲罰,以儆效尤,執行死刑也不為過。但如果復查結果表明,張母被害案的審理是有瑕疵的,沒能實踐司法正義,毆死張母的并非王正軍,而是另有其人,那張扣扣的行為起碼應該獲得一定的諒解,應該像前清為父報仇的楊獻恒一樣,被從輕發落,判處死緩或更輕的徒刑甚至可以當庭釋放。

  報復性反應是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競爭的基本需要和本能。任何物種不具有這種本能,都將被自然界淘汰。畏懼他人報復會減少對他人的侵犯,報復本能為人類創造了一種博奕論意義上的合作互不侵犯,從而使人類進入了“文明”。

  而復仇本質上就是報復。報復是即時的復仇,復仇是遲滯的報復。根據現代法律,如果當場反擊、即時報復,有可能會構成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從而無需承擔法律責任。而復仇之所以被現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時間尋求公權力救濟,可以尋求司法替代。國家壟斷合法暴力,個人復仇行為被法律強制轉化為司法程序。

  而復仇之所以具有遲滯性、后發性,往往是因為當時不具有即時報復的能力。年僅13歲的張扣扣當時也曾想上去“拼命”,但被父親阻攔。據張扣扣姐姐陳述,母親被打死后,張扣扣抱著母親,一邊流淚一邊發誓:“我長大要為你報仇。”當時的力量對比懸殊,張扣扣經過理智權衡,選擇在自己“長大”后再去報仇。

  張扣扣的復仇心理過程可以概括如下:(1)王家對其母實施了故意傷害行為;(2)眼睜睜看著母親在自己的懷里斷氣、死去;(3)目睹母親的尸體在馬路邊被公開解剖;(4)內心遭受了難以想象的痛苦和羞辱;(5)內心的憤怒被激發,心理失衡,產生強烈的復仇欲望;(6)王正軍被輕判,王家沒有道歉和足額賠償,復仇的欲望未能排遣;(7)社會融入不暢,社會支持系統缺乏,強化了復仇欲望;(8)暴力反擊,復仇欲望發泄,心理恢復平衡。

  現代法律之所以禁止私力復仇,是因為提供了司法這樣的替代選擇。然而公權力并非無邊無際,他在伸張正義的時候也必然存在各種局限,有其無法抵觸和覆蓋的邊界。當公權力無法完成其替代職能,無法緩解受害者的正義焦渴的時候,復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諒或可寬恕基礎。

  無論是儒家經典的“榮復仇”,還是眾多歷史典籍和文學作品中的快意恩仇,復仇某種程度上就是民間版的自然法。中國古代司法實踐中,對復仇行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從輕處罰、要么予以嘉勉,但從未進行從重處罰。而人倫天理和法制統一的矛盾沖突在王朝社會就已經存在,并非今天才有。

  誠然,現代的社會基礎已與古時不同,現代的法治理念已與之前迥異,但儒家經典和傳統律法背后所反應的人性基礎和善惡觀念仍然延續至今,并未全然中斷。今天的我們是由過去的他們所塑造,今天的司法又怎能輕易地與傳承千年的歷史一刀兩斷?正如美國聯邦大法官卡多佐所說:“不要支離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將法律看作是一個連續、一往無前的發展整體。”審視和處理張扣扣案,歷史的維度和民間法的維度不僅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

  權力可以集中,但正義必然是個體化的、分散化的。司法在追求正義的過程中,如果完全摒棄民間的立場,完全忽略個體當事人的感受,有可能會導致正義的錯位甚至正義的窒息。23年前的悲劇,某種程度上正是由這樣的原因導致的。23年后,我們還要再一次重蹈這樣的錯誤嗎?

  張扣扣的行兇對象有著明確而嚴格的限定,對于一般的民眾并無人身危險性。在回答為何要向王正軍、王校軍、王自新行兇時,張扣扣解釋道:“是老二先挑起來的,是老二先打我媽的,王三娃是用棒把我媽打死的主要兇手,王校軍是王三娃打死人之后打通層層關系的幕后操作人,王自新就是煽風點火的人,沒有王自新說的‘打,往死里打,打死了老子頂到’這句話我媽也不會死,所以我才要殺死王自新他們四個人。”至于當時同樣在家的楊桂英,雖然是王正軍的母親,但因為與23年前的案件無關,張扣扣并未對她有任何傷害舉動。

  王家親戚王漢儒在公安機關作證:“我當時勸張扣扣……張扣扣跟我和王利軍說:‘與你們沒有關系,你們不要參與’。燒完車后,我聽張扣扣說:‘我等了22年,我媽的仇終于報了’, 并在村道上舉起兩只手邊走邊說:‘等了22年,終于給媽媽報仇了’……”張扣扣在此之前,沒有任何違法犯罪前科,足以說明張扣扣不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他的復仇行為導致了三條生命逝去,但他也有節制的一面,他的行為不會外溢到傷害無辜的程度。

  張扣扣這次動機很純粹,就是欠債還錢,殺人償命!殺死殺母親的仇人!中華大地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為有了千千萬萬的母親,她們不是簡單的數字,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是千千萬萬每個家庭,簡單說是孕育自己的孩子,說大了就是孕育整個中華民族!如果一個男人連孕育自己乳汁的母親都保護不了,還談什么捍衛家園,保家衛國?我相信天理!世間自有公道!但是這公道天理遲遲不來!這社會不能沒有公道!蒼天不能沒眼!于是張扣扣就自己來處理這件事,維護天道!如果當年有公道,今天張扣扣就不會替天行道!蒼天必須有眼!不然這社會真的就亂套了。犯罪分子就會目無黨紀國法更加肆無忌憚欺壓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黨一定要知道任何人傷害人民的人權就是等于傷害黨的政權之道理。

  是否冤冤相報要取決于、司法是否維護公平正義。司法公正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來說,都是一場雙贏游戲。司法公正,犧牲掉的只是少數權勢人物,而贏得勝利的則是整個政權。 司法的相對公正對社會建設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在任何社會,司法是保障社會正義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線。說得簡單一些,司法關乎人民的財產與生命安全。一旦司法失守,社會公正和正義就會蕩然無存。司法,作為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與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不斷深入,公眾將公平正義的渴望更多地投向了司法的公正性。但在一些地方法院,由于利益驅動和監督缺失,司法腐敗行為甚至已經成為了一種“潛規則”。近年來流行的一句順口溜——“吃了原告吃被告”,說的就是枉法的法官。一旦出現司法腐敗,解決社會糾紛的法院就開始在制造新的糾紛。一些遭遇不公的當事人甚至直接繞過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個社會的極端舉動;又或者利用自己的某種關系解決糾紛,向“黑社會”求助,這將引發更嚴重的社會沖突。

  司法不公現象是侵入黨和國家機關健康機體內的病毒,如果我們掉以輕心任其泛濫,就會葬送我們黨國的政權,司法公平正義關系到我們黨的先進性能否保持、關系到我們黨能否取得人民群眾的擁護、關系到我們黨的執政地位能否鞏固。司法公正與否,直接關系到一個政權的生死存亡。這是早有結論的,但是如今許多人對此還缺乏深刻的認識。鴉片戰爭的時候,當英軍與清軍在珠江口大戰正酣,岸邊卻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他們冷漠地觀看自己的朝廷與外敵作戰,當官船被擊沉清軍紛紛跳水時,居民竟然發出喝彩聲。后來英軍北上,也有類似情況。到了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老百姓不僅圍觀,甚至還加入到為洋人推車、搭梯的行列。大清國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與清初的大肆屠殺有關,更與清王朝持續多年的大興文字獄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敗不公有關。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使沒有外敵入侵,清王朝也是難逃滅亡厄運的。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不要小看兩個農民因一塊屋地、一頭耕牛所打的官司,更不要因為這樣的官司很小就認為徇私枉法也沒什么大不了的。法官頭頂上的國徽可不是用來嚇唬老百姓的,而是提醒我們肩負關系到國家政權存亡重任的。

  司法就象一個風向標,它會引導著社會風氣向好的或壞的方向發展。健康的司法是懲惡揚善,引導社會風氣向好的方向發展;司法結果是懲善揚惡,它將引導社會風氣向壞的方向發展。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必須依法履行職責,決不允許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黨要加強對司法的全面領導,重點監督糾正司法不作為亂為、量刑畸輕畸重等問題,完善律師權利保障和救濟機制。暢通訴求渠道,防止老百姓狀告無門,導致報復社會濫殺無辜。對司法機關不公正的裁決,決不能袖手旁觀,更不能讓司法機關獨立辦案變成獨立王國,肆無忌憚地暴力違法執法貪贓枉法,司法機關要有人監督還要有人領導才能清正廉潔秉公執法的,中國的司法決不能脫離黨的領導,對貪贓枉法的司法人員必須嚴懲不貸,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中國國際政法研究院院長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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